深漂20年:一個農村家族的南下遷徙記
2019-10-04 13:06

深漂20年:一個農村家族的南下遷徙記

來源 | 經濟觀察報(ID:eeo-com-cn)

作者 | 干群芳


2019年9月13日,適逢中秋節的深圳市平湖鎮悶熱中夾雜著喜慶。清晨,七旬老人李建兵夫婦的四個兒女紛紛前來探望老兩口,并商定全家17口人晚上一起去餐廳吃團圓飯。對這個家族而言,吃團圓飯在近十年里十分尋常。事實上,他們時不時就約著下館子聚餐。但在十年前,因為兩代人長期兩地分離,團圓飯成為一種極大的奢望。


和深圳市外來人口數量占比高達七成的大環境相一致的是,李建兵的一大家子也并非本地人,他們來自江西省九江縣的一個山村。在過去的25年間,其四個兒女先后下海“深漂”,隨后其與老伴也在2010年左右來到深圳幫襯著帶小孩、照顧生意。如今,四個兒女都在深圳買房定居,而隱居山林里的老家舊宅已是多年風雨自拂。


“深圳已經成為我們的第二故鄉。”老兩口的四個子女都認為,無論如何也不會回到老家生活。但老兩口卻時常掛念家鄉,惦記著那些早已荒棄的廢田、漏雨的老宅和正在老去的鄉親們。至于第三代的孩子們,除了在老家留守16年的長外孫女,其他人基本都是在深圳出生成長的,對老家的回憶寥寥無幾,更談不上什么感情。


從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徙,是近年來最能折射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之一。事實上,除了李建兵的大家族之外,其六個兄弟姐妹的家族中,也有兩家舉數遷徙定居上海。而在北上廣深等一、二線城市,這樣的家庭多如牛毛。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將漁民小村深圳推動為國際化的大都市,遍地的機會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務工者以及商人們前去淘金。


如今40年已經過去,當年部分務工人員像李建兵一家人一樣,得以在這個新興城市站穩腳跟。但更多的人只是將青春留在了這里,帶著攢下的一筆錢回到老家生活。與此同時,40年間深圳的經濟結構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此前依靠經商優惠政策以及廉價勞動力致富的商人們,一部分人跟著深圳一同成長,另一部分則由于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增加被迫退出。


很難講那些留在深圳的務工者是幸還是不幸。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早期,這些深漂、北漂、滬漂群體的背后,遠不止艱辛、熬夜加班、孤獨無助等個人生活狀態,還牽扯著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這樣的社會現象。被迫割舍的親情就是獲取城市門票的代價,也是讓他們的家族階級躍遷偉業前進一大步的助力。即使是40年后的今天,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但資源分配不均仍然讓很多年輕人出走家鄉,雖然一線城市昂貴的房價仍使得定居異常艱難。


“即使是打工也要有機會啊,在老家連打工的機會都沒有。如果不是改革開放,我們很可能一輩子呆在閉塞的山村里,也不會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李建兵的大女兒李海燕感慨道。


離家南下的背后


作為長女,1973年出生的李海燕是家里第一個下海打工的孩子,卻也是四個兄弟姐妹中學習成績最優異的孩子。但由于家境貧寒和父親做生意欠下的高利貸,她高一沒有念完便選擇了輟學,連學校老師也感到可惜,并多次到家勸阻。“我實在沒有心思念書了,媽媽每天都在勸我下海打工還債,上課時總能聽到窗外‘欠債不還,牢底坐穿’的廣告。”李海燕回憶稱。終于,1992年輟學一年之后,她帶著家里借來的300塊錢,跟著老鄉乘坐綠皮火車,南下去了深圳。


根據1980年發布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包括企業經營自主權、稅收、土地使用、外匯管理、產品銷售、出入境管理等。這吸引了海內外大批商人前來逐利,也因此催生了大批就業機會。深圳工資高的傳聞逐漸向內地各大城市、鄉鎮擴散,由此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的南下就業熱潮。


但在內地經濟條件極度落后的情況下,來深圳找工作的人遠比其提供的就業機會更多。“工人屬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招工頭如果在門口喊要找一個普工,那么將會有幾百人沖上去投簡歷。”李海燕雖然學歷并不高,卻憑借著娟秀的字體順利應聘上一家玩具廠的質檢人員,拿到的300元月薪在當時已經算是中高端水平。通過三年的省吃儉用,李海燕在貼補家用的同時,終于還清了父親初期900元,而后利滾利的高利貸。


“當時,村里各家的生活水平雖然也有差異,但總體都不太富裕。”李海燕有些無奈地回憶道,如果家里有錢供她上學,她絕對不會下海打工。受大學錄取率低和經濟條件的影響,當時很多人初中畢業之后要么選擇念中專盡快就業,要么直接參加工作。1999年,李海燕又將其初中剛畢業的大弟和二妹介紹到深圳工作。


“我來到深圳是為了發財的。”李建兵的二女婿陳彧林來自江西省宜春市,其父親是一名小學老師,家境尚可。但是,由于家庭關系不和睦,他在初中畢業后也選擇了外出打工。事實上,當時南下的群體中,除了家境貧困的人之外,也不乏家境較好但想看看外面世界的年輕人,也包括一些懷揣創業野心的高學歷群體。例如新能源汽車巨頭比亞迪的創始人王傳福,也是在1995年放棄了北京的“鐵飯碗”,南下深圳以電池作為切入口創業的。


淘金之地的機會


即使是擁有研究生高學歷的王傳福,也坦言當時創業在技術和資金層面都面臨挑戰。對于學歷比較低的打工族而言,如何才能淘到深圳“遍地的黃金”更為不易。


如今,雖然李海燕和陳彧林都在深圳買房定居,但路徑卻完全不同。身兼還債重任的李海燕明顯缺乏冒險創業的資本,但勤奮好學和剛正不阿的性格,使她能夠在企業里成為一名優秀的員工。工作兩三年后,李海燕逐步升職,月薪也漲到了600元。選擇在職場升級打怪的她并不滿足流水線普工的命運。“我想成為白領,想當辦公室文員。”李海燕回憶道。


20世紀90年代末,計算機開始應用于辦公領域。1998年,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注冊成立。也正是在這一年,李海燕毅然辭職回家學習計算機。“當時主要學五筆打字,并自學Word和Excel。”計算機的應用也掀起了電腦培訓熱潮,在當時的老家縣城,電腦培訓機構的廣告四處可見,學費大概是幾百元。“每天都在背誦五筆字根,除了吃飯就是打字,后來熟練到一分鐘能打200字。”李海燕說。


但這條件還不夠,要想在深圳當一個文員,必須是高中學歷水平。和很多人一樣,李海燕也弄了一個假的高中文憑,回到深圳后順利找到了一份文員的工作,主要負責錄生產報表、派發文件等工作,薪水也漲到了900元。“當時打印業務剛剛興起,街上很多雜貨店甚至都專門開設一個攤位做打印。”1999年,李海燕也勸妹妹李海麗回家學電腦,并給她介紹了一份文員的工作。


“我可是白領,能看上他很不錯了好不好。”回憶起與丈夫陳彧林的相識,李海麗笑著說。相比女孩子求一份安穩舒適的工作,16歲因對家庭不滿而外出打工的陳彧林,最終選擇了冒險創業的模式。“我先去的浙江應聘普工,半年內換了六家工廠。”隨后1999年,陳彧林轉戰深圳的工廠繼續做普工,計件模式下薪資最高能拿600元。對陳彧林來說,能在普工崗位上堅持半年已是出乎意料,但某個早晨其與路邊早點攤阿姨的閑聊,還是讓他決定拋棄做普工的生活。


“我算了一下,阿姨賣包子一個月能比我賺得多。做普工是沒有出息的,得去做生意。”由于長期在外奔波生意,陳彧林現在特意買了一個按摩椅放松身體,他躺在上面閉著眼愜意地說。如今,李海麗和陳彧林一家在這個大家族中是最富裕的,坐擁千萬級資產,在建材、酒店、餐飲和物業等多個行業進行了投資。但這對夫妻也曾在春節夜里,拿著結婚證四處借錢創業。


在2000年媒體興盛時期,陳彧林抓住《廣州日報》在深圳推廣初期的機會,通過賣報紙攢了一些積蓄。隨后,瞄準深圳文化產業、寫字樓和各類商鋪的興起,陳彧林和另一位賣報紙的同行合伙開了個廣告牌制作鋪面。“能有50%的利潤。但是沒有人脈積累也沒有經驗,接不到單。”經營廣告公司三年的時間里,陳彧林并沒怎么賺到錢,只能基本保障生活。


2004年,陳彧林和李海麗登記結婚并迎來第一個兒子。那一年,由于所在公司倒閉,李海麗索性把所有積蓄投入和丈夫一起創業。2004年到2007年,他們邊做廣告邊賣桶裝水,同時經營著一家奶粉店。2008年,陳彧林又瞄準了深圳房地產裝修的機遇,四處借高利貸集資,成立了一家大理石材加工有限公司。這破釜沉舟的決定竟成為他最重要的財運轉折點。


“50%的用戶都是來自房地產住宅用戶,其中主要是批量炒房客戶。”大理石材裝修市場持續了多年增長,期間陳彧林的公司年營業利潤可達到一百萬以上,但自2018年開始,好光景不再。“國家加大房地產購買調控,反腐反貪力度也增強了。”陳彧林稱,如今批量住宅用戶大幅縮減,而多是一些小的散戶。“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價格戰也正式開啟,服務還得更加優質。平湖這邊很多規模比較大的大理石廠已經倒閉了好幾家。”為了應對行業變化,陳彧林打通了人脈關系,開拓面向中高端酒店的B端業務,同時進行了跨界投資。


城市門票的代價


殊途同歸。


2006年,李海燕用踏實工作多年、省吃儉用攢下的6萬元存款,在老家縣城全款買了一套商品房。五年之后,她拿著這套房升值后出售所得的30多萬,加上五年期間的存款,相繼以首付的方式在廣東惠州和深圳平湖購買了兩套房。而一路冒險創業的陳彧林,2008年也以10萬元的首付在深圳平湖購買了一套二手房。兩個女兒順利定居后,李建兵的兩個兒子也依托深圳房地產發展催生的櫥柜衛浴生意小賺了一筆錢,在2010年買房定居。“前幾年打工賺不到錢,還是房產能夠賺錢。”兄弟姐妹四人都嘗到房價上漲帶來的甜頭。


如今,這個三世同堂的家族安心定居深圳,在老家也備受鄉親們的羨慕。一切看起來十分美好,但某些重要的東西已經不可逆轉地流失。最早外出打工的李海燕,在1995年生下女兒一年后便與丈夫離婚,為了獨自撫養女兒,她不得不把孩子放在老家給媽媽照顧,自己回到深圳打工。在當時的農村,留守兒童是極其常見的現象。有些孩子的父母即使沒有南下深圳,也去了距家幾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務工,與孩子最多一個月見上一次。


事實上,由于女兒大學和工作地點都選擇在北京,李海燕和女兒相聚的時間至今累積起來也不到三年。曾經,在數不清的年三十夜里,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們的目光滿含期盼,在等待遠方的親人歸來共享團圓年夜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互聯網和通訊設備尚不發達的21世紀初,電話和書信成為他們僅有的聯系方式。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但很多家長迫于生計壓力只能選擇缺席。


“我想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因為,我別無他選。”談到時光若能重來,她會作何選擇時,李海燕眼神悵然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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